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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在2024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上的發言

    新華財經|2024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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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2月2日舉行的2024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在平行論壇二“養老金融:供求、機制與前景”上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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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如下:

    大家下午好。

    我發言題目是“養老金融在我國養老體系建設中的意義和作用”。中央提出養老金融這個概念,對于養老保障體系建設意義十分重大。

    先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攫B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始于1889年的德國,發展到現在發達國家依然都是現收現付。人口老齡化有兩個重要特征,一個是人口比例結構發生逆轉,再是一個人口負增長。雖然現收現付的好處有很多,但人口的這兩個變化導致現收現付不能應對人口老齡化。

    在人口增長能夠平衡甚至有紅利的時候,這個制度是OK的。所以在1889年德國建立這個制度的時候,工業化國家的人口是5億,到了2010年,看這個圖就到了12億,這個過程中是可以看到人口紅利的,但是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人們意識到嬰兒潮就要就進入退休年齡,有了緊迫感,各國就出現了改革。工業化國家的改革主要是參數式改革,就是繳費率、贍養率、替代率三個參數進行調整,他們是函數關系,可以改善制度可持續性。

    但是,長期看,這三個參數的改革都是有極限的。比如說,提高繳費率是有限度的,幅度太大會引發工人不安。調整贍養率主要是通過提高退休年齡實現的,有的國家已經延到67歲了,日本正在討論要延到70,但也是有生理極限的。即使這樣,替代率這個角度來講,人口老齡化也將不斷導致替代率下降。

    比如說,歐盟最新出的《2024養老金充足性報告》顯示,27個成員國只有六、七個國家在未來40年后替代率不變或有所提高,而20個國家都是下降的。所以,替代率、繳費率和提高退休年齡這些參數的調整存在某種極限。

    只有一個辦法可以超越這些參數調整的極限,就是引入養老金融的因素。在全世界的養老保障制度中,一種有養老金融的制度,一種是沒有養老金融。

    沒有養老金融的典型國家是希臘,第一支柱替代率超過90%,第二支柱覆蓋面很小,第三支柱沒有建立。另外一個極端是美國,養老金融非常發達,第一支柱基本養老保險的替代率才38%,但是二、三支柱合起來,整體退休收入卻很高。這就是有養老金融和沒有養老金融兩個極端的案例。

    如果把養老金融這個概念放到第一支柱里面,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奇跡。這個奇跡就是說在人口老齡化的壓力和趨勢下,一方面可以不改變替代率、不改變繳費率,另一方面卻可以讓這個制度具有上百年的可持續性。先看美國這個圖,自1990年改革以來,養老基金余額直線上升,最大支付月數從原來的3個月提高到3年,可持續性延長到半個世紀。再看加拿大1997年實行的養老金融改革,他的繳費率9.9%和基金可持續時間長達100年不變,期間,雖然從2025年就收不抵支了,但是養老基金余額還是每年提高,現在能支付5年,到本世紀末將提高到6年,這是一個奇跡,得益于養老金融的引入。

    養老金融被引入到第一支柱養老金改革的政策含義是一種相對于參數式改革的結構式改革,就是傳統的DB型現收現付式制改為DB型部分積累制,是一個制度創新,使一百五十多年歷史的養老保險制度又煥發出青春,注入了新的生機。也就是說,用金融紅利來替代消失的人口紅利,這就是養老金融可以對沖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收不抵支缺口的作用。

    繼美國和加拿大改革之后,日本緊隨其后,也做了改革,是非常成功的。韓國緊跟著日本,改革效果也非常好。這兩個東亞國家是全球人口老齡化最嚴峻的國家。這是第一支柱。

    再來看養老金融對第二和三支柱的深遠意義。強調養老金融可以提升養老儲備。在發達國家第二支柱幾乎覆蓋一半人口以上,第三支柱能覆蓋10%-20%。所以,第二、三支柱在發達國家的養老金儲備也都非常好。在這個圖上,大家可看到美國三支柱基金儲備加在一起相當于GDP的180%多。再看其他這幾組國家,他們的儲備規模都超過了GDP的100%。從全球來看,養老基金的載體主要是第二支柱和三支柱,第一支柱是很小的,因為傳統的現收現付第一支柱是不追求余額的,那個年代還沒有養老金融的出現。

    最后談一下中國養老保障體系的養老金融發展戰略,談三個問題。第一是目標,養老金融的發展戰略就是夯實應對人口老齡化社會財富儲備,這是2019年中央和國務院印發的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作出的決定,這是中央確立的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第一大措施,所以,它是中國建設養老保障體系中發展養老金融的目標。

    第二個問題是途徑,大力發展養老金融的途徑有哪些?我覺得,具體來講有兩個途徑,一個途徑是做大做強全國社?;鹄硎聲?,這是我國的主權養老基金。剛才大家看到前面那兩頁圖,發達國家幾乎沒有主權養老基金,我國有,這是我國的特色,但規模還不足以能夠應對人口老齡化高峰,還需做大做強,發揮這個特色,中央這一年來多次強調要打通社保的堵點。我國六、七年前開始對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進行委托投資,但是,全國范圍的基金結余將近8萬億,但現在委托投資才不到2萬億,這說明存在堵點,因此,中央多次強調打通堵點是非常及時的。

    第二個途徑擴大第二和第三支柱的覆蓋面,在發達國家他們是承載養老金的主體,但中國正好是反過來的,差距較大。大家知道,第二支柱企業年金到今年正好20年了,才有3200多萬人參加,才覆蓋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私人部門勞動者的10%。第三支柱到這個月份正好試點兩年,有6000多萬人參加,雖然人數比第二支柱多,可是交不上錢來。本來,三年的稅優總額每人合計3.6萬元,即使打個對折,起碼應該有1.8萬億元的繳存額,可是現在才收上來600多億,只有3%左右。為什么參加人拿了銀行送的獎勵就沒下文了?因為不賺錢,甚至虧錢。中央一年多來多次提出活躍資本市場,提振投資者信心,放出了那么多的改革措施,重要目的也是為了提振第三支柱個人養老金投資者的信心。

    第三個問題是戰略。對于社保體系養老金融的發展戰略,我這里提出實現兩個轉變。一個轉變是從人口紅利型向金融紅利型制度轉變,第二轉變是從負債型制度向資產驅動型制度轉變。具體到第一支柱,就是從DB型現收現付制向DB型部分積累制轉變,具體到第二、三支柱就是最大限度擴大覆蓋面。實現兩個轉變是我們國家養老金體系發展養老金融一個長期發展戰略。從理論上講,艾倫條件告訴我們,人口負增長了,工資增長也進入穩態了,說明外部條件具備了,兩個轉變可以實現了。

    最后我的發言做個總結,那就是,中央提出養老金融的意義重大,對養老金體系改革來說現在可以理直氣壯地提出兩個轉變了,我們不能老是把目光僅僅盯在財政上,還應該盯在金融上,要雙管齊下,要重視投資的作用,要重新理解資本市場改革的意義,再簡單一點說,就是養老金體系改革的方向應從“養老+預算”向“養老+金融”轉變。以上是我的發言,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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